2015年第二期目录及摘要
发布时间:03.16.2015 来源:
安全合作研究
非洲安全形势特点及中非安全合作新视角 贺文萍
【内容提要】 自北非动荡和利比亚战争结束后,非洲面临的总体安全挑战日益严峻,既有内战和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也有恐怖活动在非洲扩散,“不稳定之弧”暗流涌动的威胁。埃博拉疫情扩散则敲响了非洲公共卫生危机的安全警报。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深化和发展,非洲安全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必须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开展安全领域的合作。作者从多个角度提供了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的思路,值得思考。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理念基础与转型 刘 莹
【内容提要】 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地区重要的多边安全组织,在传统安全威胁并未消失的形势下,上合还要面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非传统安全的多重影响。国际社会安全体系出现新的特征,要求上合组织必须在已有的安全合作精神的基础上,实现合作的理念创新和转型。本文总结上合组织互信机制的基础和安全合作理念的基本因素,强调安全合作转型必须以“上海精神”为重要基石,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主要动力,以“新安全观”为核心精神,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思想的指导下,通过经济合作转型带动安全合作的全面综合转型。
非传统安全观的拓展与更新 储昭根
【内容提要】 随着安全观念的迅速外溢,安全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从传统安全走向非传统安全,从单边安全走向集体安全、共同安全,从单一安全走向综合安全,从零和安全走向合作安全,从追求绝对安全到走向寻求相对安全,从现实安全走向可持续安全,其所代表的不仅是安全观念的扩展、深化,更是安全观念的更新与革命,意义难以估量。作者梳理了安全观念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安全研究的特点,认为非传统安全观在实践中的不断演进必将为人类带来更为理想的美好未来。
亚洲问题研究
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中心主义” 王 衡
【内容提要】 与“社会中心主义”理论视角下“印度现代化进程缺乏领导力量”的结论不同,本文认为,在“主权塑造”和“国家建设”两个现代化阶段,国大党始终是主导印度国家制度变迁的组织力量。国大党领导的印度现代化进程符合“政党中心主义”的特点,其经验启示:在后发国家革命型政党主导国家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只有社会基础广泛的人民性政党才能主导国家制度变迁;政党需要在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上不断进行适应性转型。
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政策评析 刘雅楠
【内容提要】 安倍再度执政以来将东南亚国家视为重点拉拢对象,从经济、军事、价值观等多方面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企图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势,联合东南亚国家拼凑遏制中国的包围圈。虽然安倍政府的目的最终难以实现,但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非洲问题研究
国家构建中的“双重悖论”与国家失效 闫 健
——以民主刚果为例
【内容提要】 国家失效代表了国家构建进程的中断或是逆转。本文梳理了国家构建理论的基本内涵并讨论了国家构建进程中存在的“双重悖论”问题。围绕国家构建的“双重悖论”,文章分别剖析了民主刚果独立后两个阶段的国家构建历程,进而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了民主刚果走向国家失效的原因。分析表明,“国家权力的个人化”不仅无法持续性地推动国家构建进程,甚至有可能成为后者的最大障碍。
威权主义视野下的埃及民主转型分析 毛志浩
【内容提要】 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演进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一直到穆尔西时期,埃及社会发展始终具有自纳赛尔时代以来的威权主义色彩。在民主化浪潮下,威权主义模式逐渐式微,埃及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存在的种种矛盾不断显现,其民主转型过程也因此充满动荡与暴力。埃及民主的发展,需要从实际出发,实现威权主义的民主化转型,克服社会矛盾,从而实现民主的良性运转与社会的进步发展。
普力夺社会视角下的当代埃及军人干政 李睿恒
【内容提要】 从1952年革命到近年来的埃及变局,军人一直在埃及政坛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军人干政已成为埃及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究其根本,乃是埃及仍处于泛政治化的普力夺社会结构之中,从而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合适的温床。本文旨在借助政治学中的“普力夺”(Praetorian)社会理论,对当代埃及不同时期中的军人干政现象做出原因解析及评价,并分析当前塞西政权破除埃及社会普力夺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经济与非传统安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安全挑战 许 可
——“银河号事件”的启示
【内容提要】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在新时期主动塑造合作、和平、和谐的对外合作环境,与亚非各国深化经济关系的重大战略举措,首先必须落实海上通道安全这一基本保障问题。发生在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早已表明,中国的海上通道安全极其脆弱,必须努力解决国家在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存有的“短板”,才能维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长期繁荣。
美国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干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石 岩
【内容提要】 美国政府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对美直接投资都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干预,以服务于其战略目的、政治利益和经济政策目标。中美都是拥有独立对外战略和海外利益的大国,而中国正处于国内深化改革、对外直接投资格局初步形成、外资政策调整时期,为了更好地“走出去”和“引进来”,必须对跨国直接投资进行合理干预,以辅助对外战略和经济目标的实现。在政策设计和论证中,应借鉴美国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处理好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监管与开放,以及战略意义与商业利益三组关系。